说起“毛坦厂”，难免会有人瞪着眼睛，迟疑着问：“生产毛毯的厂子?”

　　其实，毛坦厂不是工厂，跟毛毯也完全不沾边儿，它是安徽省六安市下面的一个乡镇。倒是这个镇上的高中，在社会上流传着一个与“工厂”有关的名声——“亚洲最大的高考(微博)工厂”。

　　每年有近万名复读生及应届高三学生在这里进行“锻造”，在高考的检验下过关后，输往全国各地的大学。从规模和“产品合格率”来说，这家皖西山区的“高考工厂”，制造着高考史上的“神话”。

　　复读，或者按照校方的标准表述——补习，无疑是这里最响亮的品牌。近年来，每年有超过8000名来自安徽省内外的复读生涌进这里，接受再次的加工和磨砺。

　　2013年安徽约有10.5万名复读生参加高考，小小毛坦厂就占了近8%。

　　挤满学生的中学，是这座小镇的“心脏”，几乎整个镇子人们的生活节奏，都要保持着和它同样的律动。

　　同时，它也是拉动小镇运转起来的“引擎”。当地的居民说，“没有学校呀，毛坦厂的经济就会崩溃”。

　　开学了，毛坦厂苏醒了

　　8月中旬的一天，毛坦厂一年中最热的时候。坐着豪华的奔驰车绕着大山，弯弯折折地来到这座山坳小镇之后，19岁的郑汉超看见的是一座空空的镇子。

　　大白天，街上空荡荡的，很难见到人影。几只麻雀从半空中飞过，也无法吵醒如同沉睡中的街道。整条街上紧挨着的大小餐馆，几乎都闭上了卷拉门，以至于那些不合时宜闯入镇子的外地人，找不到花钱可以填饱肚子的去处。

　　用当地老百姓的话来说，每年高考过后，毛坦厂就像经历“大扫荡”一样，变得空寂起来。

　　8月29日，镇上高中的复读班开课。8000多名复读生，陆陆续续地被10分钟一趟跑得疲惫不堪的客运班车，或者挂着“皖”与某个英语字母组合起来牌照的小轿车，运送到毛坦厂。

　　随着小镇的“心脏”复苏跳动起来，毛坦厂也从一场短暂的休假中苏醒。

　　这里最繁华的商业街，学府路和翰林路上，包子铺老板熟练地打开一个又一个冒着热气的笼屉，金黄的手抓饼在铁锅里“滋滋”作响，餐馆里的客人不耐烦地催着服务员上菜，小超市的收银员正在收银机里翻找零钱。

　　“很难想象，一个镇子竟然像一部手机，可以切换模式。”或者，梦想当电影导演的郑汉超更愿意把毛坦厂的变化，比喻为电影里的特技。

　　要找到毛坦厂镇情景切换的时间节点，并不太费劲。最明显的那条分界线无疑是“高考日”。6月5日，高考前一天——也是当地的“送考节”——在礼炮声和乐曲声中，70辆大巴和上千辆私家车将过万名高考生接走之后，陪读的家长也散去，毛坦厂镇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“空心镇”。

　　如今，时间点拨到“开学时”。8月29日晚上，毛坦厂中学的校长韦发元在吃晚饭时，往肚子里灌了几杯平日里不怎么碰的啤酒，“解解乏”。

　　就在小镇“心脏”部门的指挥者神经紧绷的同时，由这颗“心脏”所牵动的各个部件，都拧紧发条，沿着它跳动的波线图运转着。

　　毛坦厂镇政府办公室主任杨化俊和旁人的谈话，会被随时响起的手机铃声打断。“为学校提供后勤服务”，已成为镇政府的重要日常工作。因为外来客人的激增，这里公务员的接待任务，已超过平时的负荷。

　　镇上的10多家宾馆几乎都住满了，宾馆服务员对抱怨“底楼太潮湿”的房客们，机械地重复那句：“全都满了，现在没有换的。”如果不提前预定，想赶着饭点在状元酒楼或者新学府餐馆吃上一顿饭，还要看运气。

　　来自邻县舒城的陪读家长汤才芳，把手机闹钟调成早晨5点半，这将是未来9个月里她和儿子在毛坦厂每一天的起始时间。

　　如果一切顺利，郑汉超和汤才芳的儿子可能成为复读班的同学。尽管，一直到奔驰车把他载到毛坦厂之前，这个富商之子还以为父母会把自己送到美国留学(微博)。

　　那本是一条设计得很周密的成才之路。郑汉超初中毕业后，“为了接受更优渥的教育”，被父母从安徽老家送到杭州。郑家在杭州买房，加入当地户籍，费了一番周折之后，终于让家里的独子读上了国际学校。

　　“怎么说呢，那种学校是国际范儿的，追求个性，自由发展。”8月29日晚上，郑汉超坐在毛坦厂一家宾馆的沙发上，摇晃着他手上的iphone5。他刚向宾馆前台询问是否有iphone5充电器，服务员在打了好几通电话之后，给他找来一个不匹配的“山寨”手机充电器。

　　“原本打算要向西走，拐了一个弯儿，还是要回到原点，费劲巴拉地到这个山沟里来。”在饭桌上偶尔听朋友提到“毛坦厂”，郑汉超的父亲，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，对这个山坳里的高中产生了强烈的兴趣。

　　“半路杀出个毛中”，意味着郑汉超的留学计划暂时搁浅。“现在海归也不是那么吃香了。想出国?很容易，只要有钱，有money,有朋友就行了。可是你要是不在国内读个像样的大学再出去，别人就会说你是富二代，鄙视你!”这个精明的商人，一边挥着右手，一边语速飞快地冲儿子讲他的道理。

　　毛坦厂的魔力很快将这对父子吸引到统一战线上。“如果在这个山沟里闭关苦读一年，考上国内的电影学院，也是梦寐以求的。”郑汉超盼着自己能赶上复读班报名的“末班车”，走进“神一样的毛中”。

　　据光明日报报道，边远、贫困的牛心屯村，36年间走出319名大学生，被人们称为“状元村”。小村的偏僻和“状元村”的显赫激起了记者采访的冲动。

　　电话直接打给村支书白晓红，记者遭遇“一盆冷水”：不欢迎!理由是“没有用”。

　　这反倒引起了记者更大的兴趣。于是，从沈阳出发，上高速，下土路，长途跋涉250多公里，来到位于辽宁阜新佛寺镇西北部的牛心屯村。

　　300户人家200户贷款

　　村支书白晓红朴实、宽容，在一栋明显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米面加工厂旁边，很礼貌地迎接我们这些“不速之客”。绕过一个柴禾垛，走过一条长长的胡同，来到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高考(微博)状元白小玲的老家。2002年，白小玲就是从这条胡同出发，第一个走进了清华大学。

　　农家小院清洁规整，四间平房窗明几净。小玲的父亲白宝泉把记者热情地请进屋，母亲端来茶水。话题自然从小玲目前的境况谈起。

　　“小玲2006年一毕业，就到了上海一家国家级研究所工作。2009年和一个南开大学毕业生结了婚，不久前刚在上海买了房子。”白宝泉说着，显出很满足的样子。

　　然而，来白宝泉家串门的50岁的村民白景龙似乎没这么幸福。

　　他的大女儿2010年考上内蒙古民族大学，小儿子正在上高中，学习成绩始终在前几名。这本是件高兴的事，可是他为什么高兴不起来呢?

　　白景龙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：大女儿上大学，包括学杂费、生活费，一年的花费至少两万元;小儿子一年也得一万多元。他家只有20亩玉米地，扣除成本，一年只剩2万元左右。为了孩子们的学费，农闲季节，他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，骑着摩托车，到40公里外的城里打工。赶上有活儿，一天180元;找不到活，颗粒无收。

　　白景龙说，孩子考上大学是好事，但学费太高，对农村家庭来说，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负担，现在，家里还欠银行4万多元贷款。

　　“牛心屯村300多户，在银行贷款的将近200户。”白宝泉告诉记者，现在是上学花钱，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，家里还得花钱。好多大学生毕业后都找不到工作，没有办法，只好到城里去打短工，甚至做力工。

　　尽管这样，也未能阻止牛心屯孩子坚定不移上大学的热情。村里有个女孩叫杨扬，三年前母亲患了乳腺癌，为了不影响她学习，父亲杨德军一直对她隐瞒实情。不巧，在高考前两个月，母亲病情加重，弥留之际，才把女儿叫到病床前。母亲在吃过半碗女儿递上来的鸡蛋糕后，与世长辞。坚强的女儿非但没有哭，相反，安慰爸爸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只是在回到学校，见到班主任老师石翠芬时，才放声大哭。石翠芬说：“她把我的心都哭碎了。”两个月后，杨扬倔强地走进考场，并顺利地考取了河南周口师范学院。

　　“状元村”的骄傲

　　在牛心屯村小学，珍藏着一本特殊的档案——《牛心屯村历届大学生登记表》，这张表是从该校第一任校长王宝山那里传下来的，记录着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以来，该校每年考上高等学府大学生的详细信息。这300多名学子，是这个乡村小学的骄傲。

　　9月6日上午，记者从白宝泉家出来，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，走过一座漫水桥，慕名来到这所小学，不料，却再次吃到了“闭门羹”。校门被牢牢地锁上，斑驳的校牌已经分辨不出上面的字了，凭想象知道是校名，左边是蒙文，右边是汉字。隔着校门，看见校内有两排平房，操场左边是一排篮球架，右边是高高的旗杆。叫了半天门，没人应，最后，记者还是从右边的一个食杂店进入了校园。

　　校长白金莲“不失时机”地从平房里迎了出来，委婉地表示：学生正在上课，希望记者不要打扰老师和学生们。

　　记者放慢脚步，轻轻地沿着走廊，观察了一下正在上课的四间教室。房间里昏暗潮湿，墙皮脱落，有大片大片水浸过的痕迹;教师的讲台和学生的桌椅不仅陈旧，而且破烂不堪，上面甚至有比拳头还大的窟窿。一排一排的“小脑袋”，仰着脖子在听老师讲课。

　　记者离开时，发现学校一间房的屋顶烟囱上，冒出缕缕炊烟。知情人告诉记者：那是9名教师在热中午饭。这9名教师，大都是师范大学毕业，小学高级老师，在乡村工作多年，没有一个跳槽的。

　　在白宝泉家，村民们掰着手指头，一个一个数着牛心屯村小学历年来教师的名字：王宝山、白福山、田桂荣、白宝莲……一个一个数着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的名字：“文革”前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常宝龙，恢复高考后第一个走进清华大学的白小玲，第二个、第三个走进清华的白亮亮、白晶晶兄弟……眼神里充满了自豪和羡慕。

　　老教师敖兴东用每月30多元的工资供4个儿子“四子登科”;村民吴福德主业副业兼顾供养3个孩子上了大学;豆腐匠白庆华肩挑豆腐担子沿街叫卖，让两个孩子考进了清华……“现在牛心屯村出去的人，海陆空全有。有当船长、老师、医生的，有做局长、乡长、区长、副县长的，还有考上海事大学、航天大学的。”这句话是村民们最津津乐道的“流行语”。

　　“教育是一个长远的投资，不可能指望它立刻变现。”当过村支书的白宝泉说，农村家庭供大学生，投入越来越大，回馈越来越慢，甚至没有回馈。但是，把孩子培养成大学生，本身就是对国家的一份贡献。